作者：王玥辉（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王黑特（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床，作为人们的“夜居”之所，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具大件，其历史之久远、形制之丰富、制作之精巧、文化蕴含之丰厚，可称得上古典家具之大类。
先古之时没有床，以席为坐卧之具。古席多用草木枝叶和鸟兽皮毛编织而成，能起到防寒保暖的作用，有“神农作席荐”之说。西周时置春官宗伯职位掌邦礼，其中有专门的司几监对席子的材料和等级负责。“曾子换席”的故事描述了曾子病危时，发现了自己铺的席子是诸侯贵族才能用的竹席，于是“举扶而易之”，守礼而终。可见，床在诞生之初，仅具实用功能，但跟着社会的发展演化，文化意义也逐渐沁入其中。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了战国漆绘围子木床，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保存最为完整的实物床。床身通体髹黑漆，饰红色方形云纹。床框有两横一竖，上铺竹屉，屉上置竹枕，侧面有开口方便上下床，与后世木床的造型基本相同。
东汉末年，高型坐具“胡床”传入内地。后世有此描述：“交床即古胡床之式，两脚有嵌银、银铰钉圆木者，携以山游，或舟中用之，最便。”这里所述之“床”，实乃坐具。这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无靠背和扶手，类似于我们现在所用的马扎。正是受此类高型坐具影响，唐代家具出现了高低并行的局面。这一时期“床”的概念也变得模糊而宽泛。凡是板下有支撑，板上可承物或供人坐卧者均可谓之“床”。有学者考证，李白诗句“床前明月光”当中的“床”便指坐具“胡床”。
宋元时期，中国古典家具基本完成了由低型向高型的过渡，各种家具概念初步定型。围子床、罗汉床、架子床等床型在很多宋画中均有体现，其典范者为“断纹小漆床”。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中曾说：“床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所谓“断纹”乃是一种髹漆工艺木制家具跟着时间演化而形成的一种奇特的视觉审美效果。髹漆工艺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手工技艺，以此工艺制成的器物，具备耐酸、耐碱、耐腐蚀等特性，经数千年仍可使用。以髹漆工艺制成的床，其胎骨和漆层随年代增加而不断张缩，最终会形成不同程度的断纹。明代黄成在其《髹饰录·尚古》中述及：“断纹，漆器历年愈久而断纹愈生，是出于人工而成于天工者也。”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家具发展日益成熟，床的装饰工艺由简入繁，出现了“拔步床”这一传统家具中体型最大的床。拔步床上有承尘，下有底座，床前有廊庑，类似于一间小木屋。廊庑两侧的空间可随主人需要摆放杌凳、净桶、梳妆镜等小件器具，方便就寝前后使用。床板四周合以围屏，围屏上雕刻各色窗格，一来可以采光透亮，二来用以挂放衣物。在增强了床的私密性同时，还增加了床体的审美层次感。这种类似前堂后寝、屋中有屋的布局，体现了国人含蓄内敛、物尽其用的造物原则。此外，拔步床分为两进到多进不等，重数越多说明使用者等级越高。体现了人们对个人私密空间的尊重与保护，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拔步床一般会建在木板之上，木板像楼梯一样逐层升高，不但可以起到保温隔潮的作用，也是使用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因这种床体量巨大、工艺繁复，需要工人们耗费数千日才能完工，因此又叫“千工拔步床”。
比拔步床结构相对简单的为架子床。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架“洞式门罩架子床”，这是一架十分典型的婚床。该床最明显的外观特征便是略带圆弧的椭圆形月洞门。之所以呈椭圆而不是浑圆，是考虑到人们视觉经验有“自动补足”特性，做成正圆会使其看起来尖锐局促、不够美观。同时椭圆的造型还可使两侧架子上雕花之繁、之实与月洞之简、之虚呼应得恰到好处，体现了古人所崇尚的和谐之美。圆月造型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幸福团圆，寄托着人们对新婚生活如意圆满的美好祝愿。除造型别致外，床身上的四簇云纹花罩装饰采用了古典家具中难度极高的攒斗工艺。该工艺将中间的云斗以一木锼出，避免四块木料拼接造成的参差感，同时以榫卯结构连接各斗之间的十字枨，稳固美观。四簇云纹仿照如意头造型，彼此纵横交错，有“四合如意”的吉祥寓意。门围子下部的装心板上饰大、小螭龙螭凤纹浮雕，配以卷草纹、如意纹、云纹等，取“苍龙教子、龙凤呈祥”之意。束腰部分的浮雕图案以竹节矮老分隔为五部分，分别为“喜鹊寿桃图”“鸳鸯莲叶图”“鸾凤如意图”“喜鹊登梅图”“喜鹊石榴图”五组画面。这是古人婚嫁之时所用的传统题材，蕴涵了新人匹俦恩爱、瓜瓞延绵的美好希冀。在故宫博物院的坤宁宫里还保存着另一架婚床，为清代皇帝大婚时所用。花罩上雕刻着盘旋交错的藤蔓和葫芦，床上悬挂着百子图帐幔，亦表达了多子多福、天地长春的审美寓意。
如今存世的古床以明、清和民国时期的雕花大床居多。所雕内容从山水草木到鸟兽鱼虫乃至龙、凤、麒麟等异兽无所不包，宛如一部生动翔实的民俗文化宝典。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地，而夜间所处，则止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身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此。”此话讲出了人们在古床雕造过程中不惜人工物力、极尽雕饰之能的缘由。只因床作为人们的诞生之地、相伴之所，是与人最为亲厚、最不可或缺的家具物件。
如果说“床”是人们夜晚安眠的重要寝具，那么“榻”便因其体型较小而狭长、便于移动而成为人类日间活动的重要用具。《释名》中有：“长狭而卑曰榻,言其鷃榻,然近地也。”
榻的形制极为丰富。有榻面修长、造型精致的“贵妃榻”，其一端上翘，可供女性倚靠小憩。《红楼梦》中黛玉居住的“潇湘馆”里便有一贵妃榻，临窗而置，旁有琴案。还有一种形体稍大，中有束腰，后有三面靠背的短榻，也称“弥勒榻”，若“置之佛堂、书斋，可以习禅，谈玄挥麈”。又有一种介于床和榻之间的器具，名为“罗汉榻”，其三面有围屏，中间略高，兼具坐卧功能。《韩熙载夜宴图》中主人公坐在一个三面有围屏的榻上会客，这就是罗汉榻的前身。随着制作流程与工艺的进步，后世还出现了五屏风式、七屏风式等式样。相较于其他两种小榻，罗汉榻既可入厅堂宴饮宾客，又可置于卧室供午间小睡，可谓一榻多用。若按材质划分，则有黄花梨榻、小叶檀榻、金丝楠榻，红酸枝榻、榉木榻等等。
士人与榻自古以来关系紧密。《后汉书》中记载东汉陈蕃在豫章做太守时，特为当地名士徐孺子设一榻，去则悬之，唐代王勃在其《滕王阁序》中亦有“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之雅句。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道：“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衎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榻前可置一长方形“榻登”，用于摆放鞋履。榻上还可添靠背、隐囊，隐囊内充有棉花与各式香料。林泉之中、竹窗之下，有一榻足可栖身。
榻上不仅可观书、赏画、小酌、独眠，还可合榻文会或围榻游戏。五代丘文播《文会图》中四位高士雅集所凭之物，正是一唐式古榻。此榻由面板、腿、托泥三部分所组成，榻身四周无屏风靠背，足部卷口牙子呈莲花形，安放于托泥木框之上。另一五代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则绘制了南唐中主李璟与弟弟们在屏风前对弈的场面。画中四人于一棋榻上对弈，身后的坐榻上放置着一个双耳投壶，身侧一长榻上摆放着小几、箱笼。身后的屏风中另画一须弥榻，画中“枕臂火炉前”的白发老翁，据考证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老翁倚榻而坐的闲适感或许正是中主李璟的内心投射。1972年，河南省境内出土了一套东汉绿釉陶博戏俑，两只陶俑呈跽坐姿势于榻上，榻中为一长方形羊盘，盘中置方形博局。这是榻作为一种游戏坐具的重要实物参考。
“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榻虽小，高僧用之可习静参禅，文人用之可联席夜话，君王用之则可增添几分潇洒之态。唐代画家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便将晋武帝司马炎和陈文帝陈蒨两人安排于坐榻之上，手执如意，目视前方。唐代画家张萱的《明皇合乐图》中，唐明皇仰卧于榻上，手执箫管，神态疏朗。可见忙碌如君王，也能在小榻上舒缓心灵，暂离尘俗。
床与榻，相生相伴，密不可分。铺锦列绣的雕花大床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是主人身份地位、性格特征乃至人生愿望的集中展示。造型古拙的小榻则更多体现了文人高士对于生活情致的追求与感悟，向我们传递着一种宁静致远的生活美学。中国古代床榻不仅是人们忙碌生活中的歇脚处，更是民族文化与审美风尚的陈列馆。
